2006 年 3 月 22 日 星期三 【晴】

人之相識，貴在相知；
人之相知，貴在知心。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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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年

早過平時起身
難得
食完午餐先出門口

查實都唔算係食完
皆因是日家居 canteen lunch 係意粉
面對住一大湯碗既意粉, 戰鬥力奇低
食左一半已經無胃口食

上堂
上到五點半就上完
走左去圖書館搵書睇
結果拎左三大本書走
重死！！

Konnie 做完野就打畀我
出到又一城諗做乜
不約而同諗到去睇戲
真係心有靈犀啦~~~

選擇睇戲既表面原因係：
1. 好耐無睇戲
2. 想睇戲
3. 睇完戲就九點幾, 唔使諗其他節目（奸笑中......唔係, 我咁正氣, 係「忠」笑先 arm）
不過最重要既係......
一年前同 Konnie 拍拖既第一日就係去睇戲
呵呵~~~

去朗豪坊睇戲
又有兩個原因
表面原因係因為一年前都係響果度睇戲
深層原因就係為左做我份功課
即係要去數番上次數剩既戲院內設 toilet 既洗手盤 + WC + Urinal
呵呵~~~~（持續「忠」笑中）

揀左一輪
最後決定睇《得閒飲茶》
原因都係有二：
1. Konnie 想睇（我比較想睇《Inside Man》架~~）
2. 《得閒飲茶》多 D 好位（「好」既意思係我地要坐 D 行, 即係要全場抬起頭既大前方）

幾好睇
儘管主角係「万刀甲」同 Viann
但係最觸目既係做綠葉既林家棟
尤其係呢幾日既晏晝同夜晚都重溫緊無線既《茶是故鄉濃》同《大鬧廣昌隆》
睇得多佢做戇直青年, 轉下口味做古惑中坑都唔錯
客串既劉德華都表現突出

《得閒飲茶》係一齣輕鬆時代片
笑位相當出色
不過主線（愛情）同主題（「得閒飲茶」──口頭隨意承諾）只係蜻蜓點水般觸及
稍嫌不夠喉

睇完送 Konnie 返屋企
響佢屋企坐左陣就走
0000 前歸家
仲有足夠時間重溫《大鬧廣昌隆》

掛著睇電視
日記又唔打, FYP 既料又唔搵
不過連碼頭都未聯絡到
都唔知係咪應該咁快搵整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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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一定是女生

電腦一定是女生！因為：

1. 大部份的男生會對她一往情深；當然，總有人例外的。
2. 大部份的女生對她懷有敵意。
3. 你跟她在一起的時間越久，你就越離不開她。
4. 你跟她在一起的時間越久，她花的錢就越兇。
5. 她永遠走在流行的尖端。
6. 她的記性出奇的好，但是往往忘記最重要的那一件。
7. 她看起來聰明，實際上卻很迷糊；
8. 凡事都得替她安排妥當、解釋清楚，否則她肯定回答「BAD COMMAND OR FILE NAME」。
9. 她偶爾會使使性子、耍耍小姐脾氣，但多半在你真的動怒之前就停止了。
10. 最重要的是她的年齡和她的價值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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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為何是女生的六大理由：

1.
買了一台電腦之後，馬上就會瞄到一台更好的。
（交了女朋友之後，馬上就會發現......）
（註：電腦設備世代更換極快， CPU每十八個月速度就加倍，
　所以買電腦的人過不了多久一定會後悔，至於交女朋友......）

2.
只有發明電腦的人才瞭解電腦 內部的邏輯運算，其他人根本不懂。
（只有創造女人的上帝才瞭解女人的邏輯， 臭男人根本不會懂。）

3.
即使你犯了最細微的錯誤，電腦也會毫不遺漏記錄在記憶體內，
為什麼？嘿嘿…以後你就知道了！敢操作錯誤？down機給你看！。
（即使男人犯了最微不足道的錯誤，女人經過幾十年依然記憶清晰，
　為什麼？嘿嘿…吵架時你就知道了！敢犯錯？翻舊帳給你看！）

4.
電腦與電腦之間溝通的機器語言，沒有人聽得懂。
（女人與女人之間的八卦話題，沒有男人聽得懂）

5.
電腦訊息「指令或檔案名稱錯誤」給的暗示程度
（註：在DOS打錯指令時，就會出現 Bad Command or File Name）
就像女生說：「如果你不知道我為什麼被你氣瘋，別指望我會告訴你」一樣的少。

電腦說：
「笨蛋！連指令都不懂，別想我會說明給你聽，回去給我好好翻書念一念。哼！」
就像女生說：
「死佬！連人家為什麼生氣都不懂，才不會告訴你呢。回去用你的豬腦袋仔細想一想。哼！」

6.
一旦交出銀子買了一台電腦
你將會發現，幾乎要花上收入的一半替它添購各項配備，永無止境......
（就像似一旦男人有了一個女人之後
　他將會發現，幾乎要花上收入的一半替她添購各項衣物首飾，永無止境......）

P.S:
補充一下，少了一個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
幾乎沒有一個男生不為「電腦」而瘋狂、著迷的......
有句話不是說：「英雄難過美人關」嗎？
看來電腦還真是一個「絕色美人」......

>>March 24, 2006 at 9:26:54 PM GMT+8

2006 年 3 月 21 日 星期二 【晴】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
與不善人居，如人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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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係 dayoff 既好日子
無乜點做野
寓娛樂於工作
真好

唯一算係做過既係睇新聞
上一次睇新聞係半年前
如果唔係有人話我知
我可能到今日都未知有警察畀自己友槍殺

我真係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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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正義》──「融貫群言，包羅古義」

《五經正義》是唐代頒布的一部官書。
五經指五部儒家經典著作，即《詩》（《詩經》）、《書》（《尚書》、《書經》）、
《禮》（《禮記》）、《易》（《周易》）、《春秋》。
漢武帝時，朝廷正式將這五部書宣佈為經典，故稱「五經」。

自東漢末年以後，戰亂四起，儒家經典散佚，文理乖錯。
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長期分裂，經學也逐漸形成了「南學」、「北學」之爭。
再加上儒學內部宗派林立，各承師說，互詰不休，經學研究出現一派混亂局面。
隋唐建立以後，為了統一的封建政權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設的需要
亟需整頓混亂的經學，由朝廷出面撰修、頒布統一經義的經書。
唐太宗下令召集當時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經正義》
因國子祭酒孔穎達年輩在先，名位獨重，故由他負責此事。
《五經正義》撰成於貞觀十六年（642年）
後又經馬嘉運校定，長孫無忌、於志寧等再加增損，於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頒行。
《五經正義》的卷數，因版本不同，說法亦各異。
目前流行的說法是180卷，其中《毛詩正義》40卷，《尚書正義》20卷，《周易正義》14卷。
《禮記正義》70卷，《春秋左傳正義》36卷。
另據《四庫全書總目》：
《毛詩正義》40卷，《周易正義》10卷，《尚書正義》20卷，
《禮記正義》63卷，《春秋左傳正義》60卷，共193卷。
據《十三經註疏表》（宋紹熙年間黃唐合刊）：
《毛詩正義》70卷，《周易正義》10卷，《尚書正義》20卷，
《禮記正義》63卷，《春秋左傳正義》60卷，共223卷。
現在由中華書局排印的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其卷數與此表同
此書附有清阮元撰的校勘，易於讀者理解掌握，為目前最佳版本。

《五經正義》為經學義疏的結集。
由於經書成書年代早，文字多晦澀難懂，記事又簡略不詳，給後人學習帶來不少困難。
於是為經書作傳、注之風便盛行起來，常常一部經書就有各執一說的多家傳、注。
《五經正義》就是要從中選出比較好的注本，摒棄其餘雜說
對前代繁雜的經學解釋進行一番統一整理。
又因前代注本也有難解之處，所以《五經正義》便依據傳、注又加以疏通解釋。
可以說，《五經正義》是一部典型的以疏解經的著作。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
漢初傳詩的有齊、魯、韓、毛四家。齊、魯、韓三家為今文經學，被朝廷立於學官，設博士。
《毛詩》出現較晚，是古文經學，至東漢章帝時才得立於學官
其主要著作為《毛詩故訓傳》30卷，此書為歷代古文經學家所推重。
東漢兼通今古文經學的經學大師鄭玄撰有《毛詩傳箋》，為《毛傳》作注。
《鄭箋》以宗毛為主，但也並非全部申毛說。
其時，他已完成《禮記注》，故為《毛傳》作箋時，常用《禮》注《詩》
還用自己的觀點注《詩》，闡明《毛傳》中不明確之處
或用三家說申毛說，或用三家說難毛說。
書成之後，影響頗大，《毛詩》地位日益穩固，「三家詩」逐漸走向衰微。
由於《鄭箋》與《毛傳》多有異同，經學界或申鄭難毛，或申毛難鄭，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南北朝時，北朝兼崇毛、鄭；
南朝崇毛，但鄭、毛之異同也是爭論的熱點。
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時，調和毛鄭兩家之說，作為《詩經》的注。
又用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為底本，再加疏解
撰成《毛詩註疏》，即《毛詩正義》。

《周易》本是卜筮之書，充滿迷信色彩，漢代逐漸寢流於讖緯。
三國時魏國的著名玄學家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作《周易注》。
書中革除漢儒利用「五行」比附人事
以「互體」、「卦變」來牽強附會、「按文責卦」的弊端
注重領會和把握《周易》中所包含的根本義理。
他還用《老》解《易》，以玄理統易理
利用注《周易》而闡發玄學思想，使《周易》面貌為之一新，遠遠高於漢儒解《易》的水平。
故唐代撰《五經正義》時，認為王弼的注「獨冠古今」，選用其作《周易》的官定注本。
王弼的《周易注》中包括《經》的部分，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辭
另有《傳》的《文言》、《彖辭》、《象辭》三部分。
其餘《系辭》、《說卦》、《序卦》、《雜卦》四部分由晉人韓康伯繼承王弼思想而續注
這一部分韓注被合於王弼注中，收入《周易正義》中。

《五經正義》為《尚書》選取偽孔安國傳為正統注本，遭到後代學者非議。
漢初，社會上通行伏生傳《尚書》29篇，為《今文尚書》。
漢武帝時，又從孔子故宅壁中發現《尚書》，由孔安國整理獻出，為《古文尚書》。
魏晉之際，《古文尚書》亡佚。
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奉上孔安國的《尚書傳》及《古文尚書》58篇
其中有33篇與《今文尚書》大致相同，另多出25篇。
在當時無人懷疑其真實性，至唐代修《五經正義》時也自然選其為正統。
至清代，已考定《尚書傳》與多餘的25篇《尚書》均為偽造。
《尚書正義》中經的部分即包括與《今文尚書》相符的33篇和偽造的25篇
傳文即是偽造的孔安國的《尚書傳》。
故經學家多認為據偽傳疏解的《尚書正義》不足取。

《禮記正義》選用東漢鄭玄的《禮記注》。
《禮記注》內容詳實，素為儒士所重，許多人為其疏義。
至唐初，尚存有皇侃、熊安生二家。
唐修《禮記正義》，以皇侃的義疏為主要底本，以熊安生的本子補其不足之處。

西晉杜預在劉歆、賈逵等前人解釋的基礎上，撰《春秋經傳集解》30卷
將《春秋》經文按紀年配合於《左傳》前面，並為之作注，是現存最古的《左傳》注本。
至唐修《五經正義》，以《集解》之注再加疏解，成《春秋左傳正義》。

《五經正義》本著「疏不破注」的原則，疏解時一般不突破原書的範圍。
如《毛詩正義》對《毛傳》與《鄭箋》之異同不加評說，對二者的分歧也不判斷其是非。
《禮記正義》以皇侃、熊安生的疏為底本，每遇與鄭注相違之處，《正義》便務申鄭說
這就難免有牽強附會、曲從注文之嫌。
《春秋左傳正義》也是如此，劉炫曾著文批評杜預注的一些錯誤
對劉炫的駁正，《正義》一概加以否定。
這樣，承襲原書的某些錯誤，以訛傳訛，或自相矛盾之處就在所難免了。

《五經正義》引用大量史料詮釋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詳於文字訓詁
為後人研讀經書提供了方便。
書中包含有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習俗等方面的豐富內容，是研究者的寶貴資料。
《五經正義》的撰著過程中，采摭舊文，取材廣泛
彙集了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學者的研究成果
故能「融貫群言，包羅古義」，在唐代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由於《五經正義》具有很高的學術權威性，又是朝廷頒布的官書
故士子相傳習誦，不易亡佚。
被它選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傳至今。
更由於它收錄了大量重要古籍的內容，很多書在後世亡佚，後人全賴此書才得以窺其原貌。
雖然不少人批評《五經正義》在疏解上頗多煩言贅語，但它保存古籍史料之功不可沒。

《五經正義》經官方頒定後，便成為士子習經和科舉考試的統一標準。
自唐代至宋初，明經取士，以此為準。
以科舉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會的一大進步
《五經正義》順應科舉考試的需要，革除儒學多門、章句繁雜之弊
又折衷南學、北學（偏重南學），形成經義統一的經學
在當時確有不可否認的進步作用和積極影響。
《五經正義》的頒行標誌著經學史上一統局面的形成，為古代經學發展的重要階段。
從此以後，士子誦習儒經及應試
必須嚴格以《正義》的義理為依據，不得另立新論，否則便被視為異端邪說。
在思想、文化、學術領域實行如此專制的一統
其結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學術空氣，阻礙了經學的發展。

>>March 22, 2006 at 4:04:16 PM GMT+8

2006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一 【晴】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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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早就要起身
今日 site visit, 不容有失
尤其要避免尋日既不愉快事件
好彩, 無懶床
順利返左 city

第三個到
陸續有人黎
本來話 0930 就出發
最後因為唔齊人, 結果 0950 先開始

首先係上天台
天台有好多 plant room
除左 chiller 喉同冷氣機
仲有 lift machine plant room 同冷氣機房
當然仲有風掣房（AHU room）
總之有唔少野睇

難得上到天台
個個都爭住映相
不過, 唔係同 D plant room / plant 映
而係幾條茂利聚埋映
......
聽聞我地係 site visit, 唔係春季大旅行喎~~

上完天就落水
唔係要濕身, 只係去睇游泳池附近既機房
有泵房, 熱水缸, flush water tank, fresh water tank, 消防水房
之後行左去泳池泵房
然後再睇為環保例整既 electroflocculation system plant room
好臭

最後一個景點係掣房同後備發電機房
無睇變壓器房, 事關果度係中電物業
即使響 city 入面, city 既所有人都無權入去
可惜

行完一大輪
響 green zone study area 坐左陣
睇左陣書就去上堂
上完同 Konnie 買飯出公園食
食完繼續上堂

上左一個鐘 lecture
聽到差 D 訓著
之後放 break 既時候 Edward Yiu 同我地吹左陣水
吹水當然係用中文
吹完上堂都係照用中文
根據佢既引述, 我地仲係放緊 break......

「break」多兩個鐘就落堂
送 Konnie 歸家
坐左陣就走
連伯母都唔明點解我會無啦啦上去坐

仲未搵 FYP 老細
側聞唔少人已經成功搵到碼頭
不過亦聽到有老細甩學生底
明明講左要佢, 最後都係唔做佢地 supervisor
真凶險

希望 on leave 既「SM 奴」可以儘快覆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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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衡》──「疾虛妄古之實論，譏世俗漢之異書」

《論衡》一書為東漢王充（27—97年）所作
大約作成於漢章帝元和三年（86年），現存文章有85篇。

東漢時代，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裡占支配地位
但與春秋戰國時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學說打上了神秘主義的色彩，摻進了讖緯學說
使儒學變成了「儒術」。
而其集大成者並作為「國憲」和經典的是皇帝欽定的《白虎通義》。
王充寫作《論衡》一書，就是針對這種儒術和神秘主義的讖緯說進行批判。
《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實」為根據，疾虛妄之言。
「衡」字本義是天平，《論衡》就是評定當時言論的價值的天平。
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論衡•對作》篇）。
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義的哲學文獻。

正因為《論衡》一書「詆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於漢代的儒家正統思想
故遭到當時以及後來的歷代封建統治階級的冷遇、攻擊和禁錮，將它視之為「異書」。

漢儒思想體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應」說
由此生發出對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義的解釋和看法。
「天人感應」的要旨就是「天帝」有意識的創造了人，並為人生了「五穀萬物」；
有意識地生下帝王來統治萬民，並立下統治的「秩序」。

《論衡》書從宇宙觀上反對這種見解，針鋒相對的提出
：
天地萬物（包括人在內）都是由「氣」構成，「氣」是一種統一的物質元素。
「氣」有「陰氣」和「陽氣」，有有形和無形
人、物的生都是「元氣」的凝結，死滅則復歸元氣，這是個自然發生的過程。
由「氣」這個物質性的元素出發
《論衡》指出：「天乃玉石之類」的無知的東西，萬物的生長是「自然之化」。
天地、萬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於宇宙中的氣形成，而且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形成
所以，「外若有為，內實自然」。
而人與天地、萬物不同的是「知饑知寒」
「見五穀可食之，取而令之；見絲麻可衣，取而食之」。
所以，人和五穀不是上天有意創造出來的，而是「氣」的「自然之化」。
《論衡》書首先從宇宙觀上否定了「天人感應」的「天」，還世界的物質性面貌。
不過，《論衡》書中所描述的宇宙觀，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
「天地合氣，物偶自生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論衡•物勢》篇）。
所以，這種宇宙觀只能是人能利用自然，輔助「自然之化」
但終究不得不聽命於自然力的支配。
這是古代唯物主義的最大缺陷。

「天人感應」的「天」既造出了人
那麼第二點就要降下帝王來統治人，因此就要把君權神化。
他們提出了一種「符瑞」說
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龍、麒麟、鳳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
稱之謂帝王的「受命之符」。
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種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
商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
漢高帝劉邦是其母在野地裡和龍交合而生
東漢光武帝劉秀是生而室內有光等等。
《論衡》書針對這種荒唐之言指出：
「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龍與人也不是同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
「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
「何則？異類殊性，情慾不相得也」（《論衡•奇怪》篇）。
所以，要同類的東西才能交合。
人都是由父母生的，帝王亦不例外
所謂「聖人更稟氣於天」，乃是「虛妄之言」，不足相信。
既然天、人、物三者不是同類，不能相合，那麼與「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論衡》書中關於物種交合和生產的說法雖然談不上是科學的知識
只是一種直觀的自然描述，但這種直觀的觀察都是很真切的。
而且，這種見解需要極大的理論膽識，因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
這是「非聖無法」、「誹謗聖朝」之罪，是要遭殺身滅門之禍的。
所以，王充及其《論衡》書的偉大之處也在這裡。

漢儒的「天人感應」說在社會歷史觀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統」觀。
如果統治者取得了這個「道統」，即奉天受命
並有足夠的「德教」力量維護這個「道統」，社會就太平。
如果統治者沒有足夠的「德教」力量維護這個「道統」，社會就變亂
新的統治者就取而代之，並把這個「道統」重新延續下去。
這樣，「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社會觀和「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論獨特地結合到了一起。
這種社會歷史觀的實質就在於「同姓不再王」
世界上沒有萬世一系的帝王，但統治階級的對萬民的統治卻是萬古不變的。
《論衡》書對這種社會歷史觀持批判的態度。
它認為社會治亂的原因是寓於其本身之中，而不在於「人君」的「德」、「道」；
相反地，「人君」的賢不肖是由社會歷史所決定的。
「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
（《論衡•治期》篇）。
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亂」同樣是自然的現象，不是取決於「上天」或人的意志。

《論衡》書是從自然主義的唯物論出發來論述社會歷史發展的。
從其承認客觀物質的力量來說明社會歷史是個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過程
否定「天」和「人君」是歷史發展的力量
否定「德」和「道」及「天不變、道亦不變」這一點上來說是正確的。
但其把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歸結到「時」和「數」上，認為是一種盲目的自然力量在起作用
否定了一定社會的階級、集團和個人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這顯然是不正確的。
因之，《論衡》中的社會歷史論述是帶有唯物主義因素的自然宿命論的社會歷史觀。

《論衡》書不僅對漢儒思想進行了尖銳而猛烈的抨擊（但它並不完全否定儒學）
而且它還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來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別是道家黃老學派的思想
對先秦諸子百家的「天道」、「禮和法」、「鬼神與薄葬」、「命」、「性善和性惡」等等
都進行了系統的評述。
因此，後人稱《論衡》書是「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書。

儘管《論衡》書不可能擺脫當時時代的局限，用自然主義和直觀的觀察來描述世界
特別是在社會歷史觀上基本是唯心論的
但它產生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
即封建國家處於統一和強大、儒學與讖緯神學相結合，成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的時期
它敢於宣佈世界是由物質構成的，敢於不承認鬼神的存在，敢於向孔孟的權威挑戰
並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義體系，這在歷史上是起了劃時代的作用的。
它對今後的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
諸如魏晉時期的哲學家楊泉、南朝宋時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齊梁時的無神論者范縝、
唐朝時期的劉禹錫和柳宗元、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March 21, 2006 at 6:11:29 PM GMT+8

2006 年 3 月 19 日 星期日 【晴】

When I am laid in earth,
May my wrongs create
No trouble in thy breast;
Remember me, but ah! Forget my fate.
浦塞爾《王后與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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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唔到身
上唔到堂
我係懶
唉......

又用左成日黎訓
聽聞今日係星期一喎

聽日 site visit
會唔會又起唔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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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法家理論之集大成者

《韓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
司馬遷在《史記•韓非列傳》中說：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這說明《韓非子》確係韓非所著。
《漢書•藝文志》著錄「《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韓非子》55篇相同。
《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皆著錄《韓子》20卷
這說明《韓非子》從先秦流傳到現在，都沒有佚失現象，這在先秦哲學典籍中，是不多見的。
《韓非子》本名《韓子》，後因唐代韓愈的名氣越來越大
後人為了加以區別，故改名《韓非子》。

有關《韓非子》各篇的真偽問題，學術界也曾有過爭論
有的認為書中多數篇不可信，有的認為書中只有少數篇不可信。
如容肇祖從考察思想入手
斷定只有《五蠹》、《顯學》、《難勢》、《問辯》、
《詭使》、《六反》、《心度》、《難一》8篇為韓非所作
18篇為別家之言，24篇不能斷定。
梁啟雄從考察思想和文字入手
斷定只有《十過》、《用人》、《安危》、《功名》、《忠孝》、
《大體》、《守道》、《觀行》、《制分》是偽作。
劉汝霖認為《初見秦》、《存韓》、《難言》、《有度》、《十過》、《飾邪》6篇是偽作。
我們認為，《韓非子》一書基本是韓非的作品，也不排除個別篇摻入了別人的東西
這在古書的流傳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
主要反映在《難勢》、《難三》、《定法》、《揚權》、《有度》等篇中。
在韓非看來，商鞅治秦只講「法」，不講「術」；
申不害只講「術」，不擅「法」；
慎到片面強調「勢」，這都是不全面的，「皆未盡善也」。
只有把「法」、「術」、「勢」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是切實可行的。
他說：「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定法》）
「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
在「法」、「術」、「勢」三者之間
「法」是根本，「勢」是基本前提，「術」是執行「法」的必要方法。
他列舉「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說明「勢」的重要
又列舉「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
「無慶賞之功，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不能治三家」作例子，說明「法」的重要
「法」、「術」、「勢」三者缺一不可，相輔為用。
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
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的哲學思想，主要反映在《解老》、《喻老》兩篇中。

韓非借解釋道家《老子》一書
對《老子》哲學體系的核心「道」，進行了唯物主義的改造，賦予了客觀物質性的內容。
他說：「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解老》）
在這裡，韓非又第一次提出了「理」的概念範疇。
「理者，成物之文也。
　……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
　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凡理者，方圓、短長、粗靡、堅脆之分也。
　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
這就是說，「道」是萬物的總規律，「理」是區別各種事物的特殊規律。

「道」是「理」的依據，「理」是「道」的體現。
各種事物所以客觀存在，都是由它的特殊規律即「理」決定的
而各種事物的特殊規律即「理」又必然受總規律即「道」的支配。
各種特殊規律即「理」的總和，就構成了總規律的「道」。

韓非對《老子》的「德」也作了唯物主義的改造。他說：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
　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
　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
　德者，得身也。」
德是事物內在的本質，事物內在的本質決定了事物的性質。
所以韓非又說：「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解老》）
在「道」和「德」的關係問題上，韓非主張「德」是「道」的功效。
他說：「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同上）
道是根本的，德是道的功效，兩者不能割裂。
韓非對道和德的解釋，涉及到了一般和特殊這對哲學範疇
它標誌著人們的抽像思維水平又有了飛躍，對客觀規律性的認識更加深刻了。

在認識論方面，韓非受荀況的影響最大。
他認為，人們的認識都必須依賴於感覺器官
人的眼睛能看東西，耳朵能聽聲音，心能思考問題
這都是人具有的自然屬性，所以他稱之謂「天明」、「天聰」、「天智」。
他說：
「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失別則不能審得失之地。
　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
　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
這就清楚地說明了人的感覺和思維器官與認識對象的關係，堅持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
在認識方法上，韓非主張「去喜去惡」，切忌主觀偏見和先入為主的成見來左右人們的認識。
他說：「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合。」（《揚權》）

在檢驗認識標準上，韓非提出了「參驗」的方法。
他說：「循名實以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奸劫弒臣》）
韓非所說的「參驗」，就是對各種情況在進行排列分類的基礎上，進行比較分析
然後檢查驗證認識的正確與否。
他認為只有按認識的規律辦事，才能「得事理則必成功」。
反之，就是主觀的妄想和臆測，他稱之謂「前識」。
他說：「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喻老》）
妄意度就必然失敗。
韓非的認識論，雖然還屬於樸素唯物論的範疇
但它的理論思維水平，無疑是先秦思想家最高的。

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
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學說，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
說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雖然韓非的主觀意圖是說明法治與禮治的根本對立
著意批判儒家宣揚的禮治思想，為法治戰勝禮治製造理論根據
但它確實客觀地揭示了當時儒法兩種思想根本對立的現實。
當然，韓非的矛盾學說，也有過分強調對立，把鬥爭絕對化的傾向，這也是不能忽視的。
韓非對矛盾的轉化條件，也作了辯證的解釋。
如國家的強弱，他認為關鍵是實行不實行法治。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有度》）
又如禍福的轉化條件，他認為關鍵是「行端直」和「驕心生」這兩個條件。
「行端直」，則禍能轉化為福；
「驕心生」，則福能轉化為禍。
他還以水火為例，說明矛盾轉化的條件性。
水本來是能夠克火的，但若把水盛在鍋裡，火就可以反過來克水
把水燒乾，這是因為條件不同的緣故。
韓非又用他的樸素辯證法思想解釋歷史現象，形成了他的進步歷史觀。
他認為時代在變遷，社會在發展，因循守舊、復古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他用「守株待兔」這個寓言故事，猛烈抨擊頑固守舊的陳腐思想
為推行他的革新變法主張尋找理論根據。
當時，韓非的歷史觀還有不少缺陷，本質上還是唯心主義的。

《初見秦》、《存韓》是韓非的上秦王書。
《難言》、《說難》、《孤憤》是韓非被囚禁秦國時寫的，藉以抒發自己的孤獨憤悶心情。
《五蠹》、《八奸》、《奸劫弒臣》、《六反》
重點揭露奸臣、儒生、俠客、縱橫家和商人對國家的危害，必須對他們依法加以治理。
以上都反映了韓非的政治思想。
《顯學》篇，是韓非對儒、墨兩大學派的學術批判，重點是批判儒家學派
為推行法治理論掃清障礙。

值得一提的是，《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
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
「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畫鬼最易」等等。
這些生動的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
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March 20, 2006 at 4:17:44 PM GMT+8

2006 年 3 月 18 日 星期六 【晴】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
而改之。
《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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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起身
食完飯, 1400 準備出門口
麥觀打畀我, 佢坐緊車去筲箕灣
搵我會合佢
約好佢到牛頭角我就出門口

出門口
等車等到 1450 先有車
606 真麻煩
1500 要去到筲箕灣？
妄想

響牛頭角會合麥觀
慢慢坐車去
坐坐下佢卒之發現有問題：
「點解咁耐都未到既？？」
我答道：
「咁你宜家知點解你 1400 打畀我果陣我出緊門口啦~~~」

佢無奈到 1550 先可以落車
行到去排練室
陳生問我地係咪唔知 1500 排練
我答架車遲左
花姐仲要踩多腳：
「你架車都幾遲下喎~~」
（佢都係坐 606, 不過照計佢早我一班車）

練野
又係 7/8 拍子
不過今日有周振聲, 又有謝
我諗有機會令隻歌唔會變成 8/8 既

都話唔係淨係中阮問題咯！！

練完就閃
閃前陳生問我邊個負責中阮事務
二話不說就講：
「棉生啦~~~」
叫慣左做棉生, 唔慣叫番佢做棉花鬼
可能我有禮貌左啦~~

同麥觀, 棉生, 澤丸（小澤延新名）, 梁玉晶, 黃翎欣去食飯
坐 8X
澤丸死都唔信架車可以去到銅鑼灣
即使係架車顯示「via Causeway Bay」......

行左去金百利既一間越南餐廳食
食到 2230 先走
點解可以由 1900 食到 2230？
咪又係談談舊話, 說說是非

唔講唔知有人唔妥我喎
呢 D 係遲鈍？定係純潔呢？

同黃翎欣坐地車走
去到油麻地就轉車歸家
其間係咁同佢講樓市
好明顯係做功課做到痴左線

btw, 揀屋企千萬要揀交通方便
起碼出入市區要有車直達（地車沿線最好）
最緊要係唔好轉車
唔係就會唔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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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書》──先秦法治理論的宣言

戰國末年，秦國所以能統一六國，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
這個歷史功績不能不歸功於商鞅在秦國進行的兩次革新變法。
商鞅變法的指導思想是什麼，政策措施是什麼，這些答案都反映在《商君書》中
《商君書》是記載商鞅思想言論的資料彙編，又稱《商君》、《商子》。

《漢書•藝文志》著錄「《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曰：
「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
《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或著錄《商君書》，或著錄《商子》
皆曰5卷。

宋代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都說「今亡三篇」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說「今亡其一」，可能是他們所見的版本不同
因而所記的缺佚篇數也不一樣。
今本《商君書》共有26篇，其中兩篇只有篇目而無內容
加上《群書治要》卷36引《商君書•六法》中一段，實際只有24篇半。

關於《商君書》的作者，學術界頻有爭論。
一種意見認為《商君書》基本是偽書，持這種看法的有郭沫若、黃雲眉、顧實、劉汝霖等。
另一種意見是基本肯定《商君書》的作者是商鞅
持這種看法的除史志的編著者外，還有呂思勉、譚獻等人。
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君書》是商鞅遺著與其他法家遺著的合編
此書非作於一人，也非寫於一時，持這種看法的有高亨等人。
我們的看法是，前兩種意見有些牽強，第三種意見有一定道理。
《韓非子•五蠹》篇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這說明商鞅確著有此書。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引「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
這與《商君書•靳令》、《說民》篇文字大致相同。
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最後說：「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商君書》正好有《開塞》、《農戰》篇
這說明韓非、司馬遷所見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書》中。
但此書在後人編纂或流傳過程中，攙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論，這是不可避免的。

《商君書》側重記載了法家革新變法、重農重戰、重刑少賞、排斥儒術等言論
主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變法思想，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
《更法》篇詳細記述了商鞅與甘龍、杜摯在秦孝公面前爭論變法的問題。
針對秦孝公怕變更法度、改革禮制受天下人非議的想法，商鞅說：
「行動遲疑就不會有名，做事猶豫就不會成功。
　我勸君王還是趕快下決心變更法度吧，不要怕別人的批評議論。
　法度是愛護人民的，禮制是利於國事的。
　所以聖人治國，只要能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法度；
　只要有利於人民，就不必遵守舊的禮制。」
針對甘龍：
「因襲人民的舊禮俗去施行教化，不費什麼事就能成功。
　依據舊法度治理國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說法，商鞅說：
「這都是俗人的言論。
　夏、商、週三代的禮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業；
　春秋時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業。
　所以聰明的人創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
　賢人改革禮制，而庸人受禮制的約束。
　我們不能和受禮制約束的人商討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計議變法。」

針對杜摯「傚法古人就沒有錯誤，遵守舊禮就沒有奸邪」的說法，商鞅說：
「古代的政教不同，我們傚法哪個古人？
　帝王不相因襲，我們拘守誰的禮制？
　禮制、法度要隨著時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實際的需要。
　所以我說，治理人民，並非一個方法；
　為國家謀利益，不必傚法古人。」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成為商鞅倡導變法的名言。
《開塞》篇從考察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入手
論證了戰國末年只能實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國道路。
「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
從而說明只有變法革新，才能使國家富強興盛。

其次是重農重戰思想，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內容。
《商君書》中有關重農重戰的論述最多。
如《農戰》說：
「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
「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
「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
《靳令》說：
「農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
朝廷讓人民拿剩餘的糧食捐取官爵，農民就會賣力耕作。
《算地》說：
「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
　……勝敵而革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
國家富強的功效就在農戰兩項。

《去強》說：
「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
　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
　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墾令》篇還提出了20種督促人民耕墾土地的辦法。
如國家按統一標準徵收地稅，農民負擔的地稅就公平了
國君講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農民就會積極耕種土地。
可見重農重戰，是法家治國的根本大計。

就三是重刑少賞的思想。
加重刑罰，輕微獎賞（有時也說厚賞）、是法家的重要思想。
《錯法》篇說：
「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
　功常明，則民競於功。
　為國而能使其盡力以竟以功，則兵必強矣。」
《去強》篇說：
「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
　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
　興國行罰，民利且畏；
　行賞，民利且愛。」
加重刑罰，減輕賞賜，就是君上愛護人民，人民就肯為君上死。
加重賞賜，減輕刑罰，就是君上不愛護人民，人民就不肯為君上而死。
《去強》又說：
「以刑去刑，國治；
　以刑改刑，國亂。
　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
　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
也就是說，用刑罰來免除刑罰，國家就治；
用刑罰來招致刑罰，國家就亂。
《開塞》說：「治國刑多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
可見法家是重刑而輕賞的。

對如何執行刑罰時，法家主張要統一刑罰。
《賞刑》說：
「所以壹刑者，刑無等級
　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
　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
　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
這就是說，執行刑賞對誰都一樣。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對儒術。
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壹言》篇說：「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所謂「末」就是指的商業和手工業。
《農戰》篇說：
「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
　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
「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
　民以此為政，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
可見，法家對儒家的儒術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
法家著作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遺產的精華
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March 20, 2006 at 4:00:05 PM GMT+8

2006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五 【晴】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
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
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變何及。
諸葛亮《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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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就起身
0500 先訓喎
點解會咁早醒？
完全無頭緒

梳洗過後出門口
今日去 Konnie 屋企
主要係拎佢相機既差電器
邊會有人咁多日都唔記得拎架！！

同佢一齊叫外賣
叫完返佢屋企食
食完就開始響佢屋企 hae
佢好悠閒地訓覺
我就用佢部電腦上網閒覽

佢訓到伯母返到屋企先肯醒
講左陣野就走
去尖沙咀

今日約左舊莊員食飯
等左一陣就齊人
成員有阿大, 火星人, 我, Summer
本來仲有盈盈同 Billy
不過一個病左, 一個甩底

四個人, 搵位都方便 D

去 rice paper 食越南野
唔算太地道
唔算好多野食
食完費事再叫野食
走左去許留山食糖水
食完就散

又係早早返到屋企
真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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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義》──「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

《史通》問世之後，對於後世史論的發展，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因此，宋元期間，相繼產生了如鄭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鑒》和吳縝的《新唐書糾謬》等。
繼宋元之後，明清兩代評史論史之風更盛
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堪稱能與《史通》匹敵的第二部史學理論巨著。
章氏在《文史通義》中，不僅批判了過去的文學和史學，也提出了編寫文史的主張。
他對編纂史書的具體做法，又表現在他所修的諸種地方志之中。

章學誠（1738—1801年），字實齋，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
少年時酷愛文史書籍，且能舉其得失。
後寓居北京，游於內閣學士朱筠之門，得以遍覽群書
並與錢大昕、邵晉涵、戴震諸名流往還甚密，討論學術源流及異同。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進士
其後歷主保定蓮池、歸德文正等書院講席，纂修和州、永清、毫州等方志。
晚年，得到湖廣總督畢沅的器重
入其幕參與《續資治通鑒》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
章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等。

章學誠為什麼撰寫《文史通義》呢？
由於他對劉知幾、鄭樵、曾鞏等人的史學成就，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們有益的東西。
他說：
「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
　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
　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此余《文史通義》所為作也。」（《志隅•自序》）
在章氏看來，劉知幾、鄭樵、曾鞏在史學上各有優點，但卻不全面
所以他才寫《文史通義》，吸前人之長，加以補充發揮。
應當說，章氏的史學觀點
正是發展了劉知幾等人史學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會末期比較完整的史學體系。

《文史通義》共8卷，包括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內篇5卷，外篇3卷。
但是，由於該書版本很多，內容不盡一致。
1921年，吳興劉承干所刻《章氏遺書》本，《文史通義》內篇增1卷，又增《補遺》8篇。
解放後，中華書局據劉刻本排印，又附增《補遺續》5篇。
另外，舊本《文史通義》卷前刊有章學誠次子華紱寫的序文一篇
劉刻本未載，解放後排印本補入。

章氏撰寫《文史通義》
大約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慶六年（1801年）為止，歷時20餘年。
由於版本不同，我們只好綜合不同版本的內容
將其涉及史學理論的主要內容，簡介於後。

其一，「六經皆史」論。
關於我國史學的源流，《文史通義》開卷便宣稱「《六經》皆史也」。
又說：「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
在《浙東學術》中，進一步闡述：
「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
　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
　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
章氏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以為《六經》皆屬先王的政典
記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說明史之源起先於經
並且指明經術乃是三代之史而為後人所重視。
雖然「六經皆史」不是章氏的創見，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經亦史」的見解
但是在乾嘉時期
針對「漢學」注重「捨今求古」的考據和「宋學」專尚「空談性天」的兩個極端
「六經皆史」提出學術必須「切合當時人事」，在客觀上卻有著積極的意義。
這個命題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學「經世」的思想
不但將史學的產生上溯至《六經》之前
而且擴大了古史研究的範圍，對先秦史學史和史料學的研究作出了貢獻。
對於「六經皆史」的論述
《文史通義》的《易教》、《書教》、《詩教》、《禮教》、
《經解》、《史釋》、《浙東學術》等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關歷史編纂學問題。
這是該書的主要內容之一
散見於《史德》、《說林》、《書教》、《答客問》、《原道》、《釋通》、《古文十弊》諸篇中。
章氏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於「才、學、識」之外，提出「史德」問題。
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德》）
具備「義、事、文」方可稱為「史學」。
「義」指歷史觀點，「事」指歷史事實，「文」則是表達的文筆。
在章氏看來，三者以「義」為主，而「事」與「文」不過是求「義」的根據和技巧而已。
然後，「義」畢竟是史家主觀的東西，那麼，如何使主觀的「義」與客觀的「事」一致呢？
章氏認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
這是說，史家治史要有尊重歷史真實的基本態度，即「填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態度。
這裡的「天人之際」，是指客觀的史實與主觀的史家而言
要求史家不以主觀的偏見代替客觀的史實。
所以，章學誠所說「史德」的內容，實際上就是「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態度。
只要按照這個要求去做，就「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史德》）
這是「欲為良史」的基本條件。

在章氏看來，古來史書就其性質而言，基本可分為兩大類
即所謂「撰述」和「記注」（《書教》）
或稱為「著述」與「比類」（《報黃大俞先生》）
又稱之為「著述」與「纂輯」（《博約中》）。
雖然稱謂不盡相同，而含義並無區別。
前者指史家的「獨斷之學」，即史學著作；
後者屬文獻資料彙編，即史料纂輯。
章學誠可說是我國古代史學史上，第一個嚴格區別史著與史料的史學家。

在體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
以為通史具有「六便」（即免重複、均類例、便銓配、平是非、去牴牾、詳鄰事）
和「二長」（即具剪裁、主家法）的特點，尤其稱讚像鄭樵撰述《通志》這種專門的學者。
對於紀事本末體，章學誠亦備加讚許
以為「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書教下》）
兼有紀傳史和編年史所不具備的優點。

其三，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
我國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載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當時的地方志。
自宋元以來，纂修方志之風日盛，清初修志之風更加盛行。
但是，把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提出系統的理論主張，始自章學誠。
章氏不但對方志的性質、內容、體例等問題有獨到的見解
而且將其主張貫徹於具體的編修方志的工作中。
章氏的有關方志的論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義》和《章氏遺書》中。
這是章氏對方志學的傑出貢獻。

關於方志的性質，歷來把它列入地理類。
章學誠認為，方志「乃史體」，與地理不同。
而「地理之學，自有專門」（《跋湖北通志檢存稿》），二者不能混淆。
從性質上劃分了方志與地理的區別。
至於方志的內容，章氏認為，它既然屬歷史，專載一方
就不應只重地區沿革，而輕一方文獻。
因此，在體例上，他主張方志立三書
即記載大事記和人物的「通志」、記載典章制度的「掌故」、記載文獻詩文的「文征」
以及作為附錄的「叢談」。
為了徵集文獻資料，便於編修方志，章學誠還提出了各州縣建立志科的主張。

由於章學誠是封建社會末期史家，在《文史通義》中，有其高於前人的評論
但也擺脫不了宣揚綱常禮教之例，如他把謗君和怨悱的人說成「亂臣賊子」、「名教罪人」。
對於歷代史學名著的評論，其觀點仍有值得商榷之處。
書中所論史實，也存在錯誤的地方
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揚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義士
章學誠僅從《鮚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傳事有重複
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氣節的一片真心，看成是為自己的文集爭體面。
這些是我們在閱讀《文史通義》時，應加以注意的。

>>March 18, 2006 at 4:42:02 PM GMT+8

2006 年 3 月 16 日 星期四 【晴】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無過矣。
荀況《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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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到五點幾先訓
第二朝 1000 起身
返去上左兩堂

打電話畀傑
轉接左去佢屋企
行去 CSC 又搵唔到佢
正想離去之際撞到肥寶行入黎
無耐見埋傑
借左部 notebook 就開始做野

聽日先係 assignment 既死期
但係大家都諗住早 D 做完
可惜仲係埋唔到尾
響 CSC 既無線上網非常之惡劣
往往上左半分鐘網就斷線
結果都係要去圖書館

去到圖書館, 主要搞 IAS 既野
但係完全 hae 填資料
好似博無人 interview 我咁

同傑行去 canteen 買野食
食完返 YCO
除左練《冬》同《節慶舞曲》外
仲加左隻《感懷》
好悶
不過如果玩中阮既話會更悶
所以都尚算可以

走去食茶餐廳
無咁悶
但係質素麻麻
食左個無乜味既炒飯
要改造成辣椒油炒飯先好食左

成晚係咁聽笑話
聽左一個, 又會諗起幾個
結果食左咁耐就聽左咁耐
不過今晚聽親既笑話, 全部都唔係聽過就睇過
我係咪無聊得滯？

同 SMC 坐 89X 歸家
好早就返到屋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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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一代賢奸托布衣」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國明朝（1368—1644年）歷史情況的紀傳體通史。
全書336卷，其中目錄4卷、本紀24卷、志75卷、表13卷、列傳220卷
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但其修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卻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
修成之後，得到後代史家的好評，認為它超越了宋、遼、金、元諸史。
清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31中說：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
　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1644年3月，農民軍攻克北京，明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明朝滅亡。
次年5月，即順治二年五月（1645年）
清朝政府在洪承疇、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祁充格奏請下
即下令設立總裁官、副總裁官，開始纂修《明史》。
但是因為當時南方各地的抗清鬥爭如火如荼地開展
而清朝政府反動強暴的「剃髮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堅決反抗和抵制。
在這種戰火紛飛、政局動盪的情況下，當然是無暇顧及修史的。

朝廷的意圖也主要是想借此宣佈明朝已經不復存在，以及籠絡明朝遺老及降清明臣。
加上當時明朝的大量檔案、邸報等材料也沒來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
因此纂修工作並未實際展開。
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隨著三藩之亂的基本平定
政治局面完全穩定，經濟、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復和發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實
明朝史料也大量發掘整理，修《明史》的條件已經成熟了，才正式開始《明史》的纂修工作。
這一年，康熙試博學鴻儒143人於體仁閣，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
命他們組成班子，纂修《明史》。
但康熙也帶有強烈的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的政治目的，對修《明史》並不特別熱心
因而纂修工作也就時緊時鬆，用了將近50年的時間。
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繼位之後才完成四部《明史》稿本，一種是313卷本，一種是416卷本。
這是所謂萬氏《明史稿》，即由民間史學家萬斯同審定的兩種明史稿本；
另外兩種是王鴻緒分別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進呈的205卷本（列傳部分）
以及雍正元年（1723年）進呈的310卷本
但王鴻緒這兩種稿本完全是在萬氏稿本的基礎上刪削而成的。

經過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說已經基本完成了
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開史局，以隆科多、王頊齡為監修，張廷玉為總裁
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增損、考訂、修改
於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由大學士張廷玉進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
《明史》終於完成了。
如果從順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
《明史》的纂修至刊行經歷了近一個世紀。

《明史》經三次纂修，延時近百年，經手之人眾多。
第一次纂修時詔諭中提到的總裁官有馮銓、洪承疇、李建泰、範文程、剛林；
第二次纂修時，監修都總裁官有徐元文及李霨、王熙、熊賜履、張玉書
總裁官有葉方靄、張玉書及徐乾學、湯斌、陳廷敬、王鴻緒，另有編修、檢討50餘人。
此外還包括一些未入史館或不署銜的人，如「布衣」萬斯同等；
第三次再修《明史》時也有總裁張廷玉、朱軾、徐元夢以及纂修官23人
最後由張廷玉進呈於皇帝。
可見，《明史》經過三代學者精心撰寫、勤奮鉤考，歷時近百年始告完成
因而它成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
而《明史》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功，其功最偉，用力最多的當數清初著名史學家萬斯同。

萬斯同，字季野，浙江鄞縣人，幼年即閱讀古書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獻；
後與兄萬斯大一起從著名學者黃宗羲學習，盡窺其史學蘊奧及治世致用的學問精神。
康熙八年（1669年），他在越城（紹興）姜定庵家，精讀姜所藏明十五朝實錄
並參以其他野史、筆記等，從此熟識明代史實，為以後寫明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康熙十八年（1679年），應都總裁官、大學士徐元文之請來到北京，居其家中。
當時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祿，稱翰林院纂修官
但萬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萬泰、其師黃宗羲忠於故國思想的影響
不願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銜，不拿俸祿，只作為徐氏門客，以「布衣」身份參加史局。
與一般的總裁、編修不一樣，萬斯同是作為總審稿人參與纂修的
對明史稿的最後定稿起了關鍵作用，據後來全祖望在《萬貞文先生傳》中說：萬入史局後，
「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複審。
　先生問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頁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頁某事當參校。
　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
　《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萬在京師王鴻緒家中去世
為《明史》可謂耗盡了畢生的精力。
黃宗羲《送萬季野北上詩》所說：「四方身價歸明水，一代賢奸托布衣。」（《南雷詩歷》）
即反映出萬斯同在《明史》修撰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之成功當然也與所據史料十分豐富有關。
明朝自朱元璋開國至崇禎滅亡共歷16帝，歷276年。
在這期間，產生了許多官私史書、筆記、文集，積累了大量的公文、檔案。
這些在清初基本上都保存下來了。
加上修《明史》時還徵得了不少的私人文集、遺事等
因而《明史》修撰所據材料是十分豐富的。
尤其明朝十三朝實錄完整地保存下來更是史事之淵藪。
萬斯同便是通過熟讀明朝實錄而熟悉明代史實的
其餘官修政書、方志，如《大明會典》、《大明一統志》、《萬曆會計錄》
以及大量奏疏、文集、筆記和私人所撰明史
如鄭曉《吾學編》、李贄《續藏書》、陳建《皇明從信錄》、談遷《國榷》、
王世貞《弇州山人史料》等都成了《明史》的重要參考材料。
既有如此豐富的史料，《明史》的史料價值當然是比較高了。

但是《明史》是否就那麼完美無缺了呢？
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綜觀《明史》，其缺點也是很明顯的
除了任何史書都難免的史實錯誤，前後矛盾之外，最主要缺點就是隱瞞事實之真相。
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清在建國之前曾臣服於明的事實；
二是清入關之後南明諸朝廷存在的事實。
清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建國之前，曾經長期臣服於明
其首領經常朝見皇帝，上納貢品，朝廷也常授予或允其襲替官職。
這些事實，《明史》都一概諱見
以致明朝督撫遼東的文武諸臣，即使《明史》中有傳，其在遼之事跡亦隱晦不明。
明滅亡後，在南方各地先後有弘光、隆武、紹武、永歷朝以及魯王監國等南明政權
時間達20多年，《明史》亦隱諱未書。
此外對於規模宏大的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的起義鬥爭，也無專門的列傳予以記載
而只零見於明朝有關官員的列傳中。
這些都是我們閱讀《明史》必須注意的。

這些隱諱，如果再結合清初因私修明史屢興大獄的事實
表明了封建的桎梏已經在嚴重地束縛著中國的發展，封建官修正史已經走到了它的窮途末路。
《明史》的「完善」不過是它的迴光返照而已
何況這一「返照」還有賴於一位「布衣」史學家呢！

《明史》刊行後，清乾隆、同治、光緒諸朝及民國時皆有刻本
現在通行的是中華書局於1974年出版的標點校勘本。

>>March 18, 2006 at 4:09:46 PM GMT+8

2006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三 【晴】

君子有九思：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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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到 1030 起身
比原定時間遲左半個鐘
真係唔應該

繼續做
做到夠鐘就出門口
返 city 聽一個講點做 FYP 既 seminar
預左無用, 主要任務都只係走去交低我果 part 既功課

去到果然係無用
唔明點解要搞 D 咁無聊無意義既 seminar
聽完就走

去 DB 聽佢地 final rehearsal
又回復唔見得人既水平
練左幾次就叫佢地收野準備出發

9 個人, 分別坐兩架 Van 仔
我跟果架車, 後尾淨係放左一個揚琴咁大把
點解要 book 兩架車？？

司機唔識路
畀彭彭老點
彭彭話西灣河文娛中心響筲箕灣街市隔離
司機又要信喎
搞到有線去西灣河唔去, 之後兜左一大輪先去到

坐車頭仲係有 D 驚
尤其係規定要 70 km/hr 既佢就開 90 km/hr
有時仲開到 110 km/hr
又貼住前面架車（唔足兩秒距離）
我第時應該唔會咁大膽嘛~~

學都未學
諗咁多做乜呀~~

遲過我地出發既另一架車早就到左
行去前台, 同豬 ray 行去觀眾席
走左去同「hang 機」坐
本來佢話聽完 DG 就走
成功被我「色誘」留到聽埋我果隻
呵~~~

一如舊年, 今年 DB 既小組唔太得
陳穎軒練左一日都要上台（事關有人隻手跛左）
彈撥小組無乜聲（三弦就好出, 不過個琴好差）
無晒效果
又係聽到我想搵窿捐......

聽完行去太興食飯
其間傑打黎, 話十萬火急
急都要食左飯先返得 city 架嘛！
食完飯就同要去石硤尾補習 Konnie 一齊走

問左 Konnie 借電腦
好重
去到 Canteen 傾左一陣就走
> . <
原來唔返去都得架喎......

同著西裝既傑坐地車返屋企
返到屋企立即訓著
2230 先起身再戰江湖
做完邊打日記邊做 proofread
咁就 0338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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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史》──穹廬裡的春秋

《遼史》也是元代官修的一部紀傳體正史
全書共116卷，計本紀30卷、志32卷、表8卷、列傳45卷，另附《國語解》1卷
比較全面地記載了遼代（907—1125年）的歷史事實。

與《宋史》一樣，《遼史》也是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開始纂修的
但《遼史》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即在至正四年三月（1344年）便完成了。
要想修成一代之典籍，無論如何，一年時間是不夠的
因而《遼史》完成之後，即成了二十四史中缺陷最為明顯的正史之一。
這一點既與如上所述的《遼史》纂修時間短促，元代史官不能仔細整理、考訂有關；
也與曠時日久、與遼有關的文獻散佚太多有關係。

遼朝是契丹族建立的，開國於公元907年，1125年為金所滅，共歷218年。
遼朝時，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國的制度，設立有國史館，修纂有起居注、日曆、實錄、國史等
但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經散佚。
元後期修《遼史》依據的主要是遼、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資料。
原始文獻主要只有以下幾種：
一、遼耶律儼的《遼實錄》70卷。
二、金陳大任的《遼史》。
金滅遼之後，曾兩次下令纂修《遼史》。
一次是在熙宗皇統年間（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
由其弟子蕭永琪最後完成的《遼史》75卷，但未刊行；
另一次是在章宗時期，因為皇帝的重視和支持，這次修《遼史》頗花了些功夫
時間長達17年之久，參加的史官除陳大任之外，還有黨懷英、郝俁，移刺益、趙渢等十餘人
最後由陳大任完成。
後人一般稱此書為陳大任《遼史》。
不過此書亦未正式刊行。
三、南宋葉隆禮的《契丹國志》。

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七月
原金朝狀元，時任元朝翰林學承旨的王鄂，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議修遼、金二史
忽必烈接受了這一建議，但因軍事繁忙，時局未穩，沒能實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議修遼、金二史，時元翰林國史院也建立起來
但這一次也未見諸行動。
以後仁宗延祐、文宗天歷曾多次詔修遼、宋、金三史
都因正統問題的爭論未決，義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
直至元順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
在右丞相脫脫、平章也先帖木兒、鐵睦爾達世、右丞太平、
參議長仙、郎中孛裡不花、員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請下，詔修遼、金、宋三史
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脫脫裁定三史各為正統、從而徹底解決正統、義例問題的前提下
《遼史》才最後纂修成功。
當時以脫脫為遼、金、宋三史都總裁官
《遼史》的總裁官是鐵木兒塔識、賀惟一（太平）、張世巖、歐陽玄、揭傒斯、呂思誠。
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陳繹曾等4人分別執筆撰寫而成。
與金章宗時修《遼史》不一樣，元代在組織撰寫、成書，特別神速。
從至正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只用了11個月時間。

《遼史》所據資料既少，又匆匆成書，存在許多缺點便是很自然的了。
因此，數百年來，一直受到學者們的批評和指責。
清代史學家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等對它都有過評論。
概括地說，其缺點主要表現在：
第一，過於簡略，以致漏載了許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內容。
如建國後，曾幾次改變國號，先稱契丹、後稱大遼、後又稱大契丹、又後復稱大遼。
這樣重大的事實，在《遼史》中竟然沒有反映。
又如從整體上看，《遼史》有116卷，卷數為《宋史》的1/5
而字數卻僅47萬字，只有後者的1/10。
第二，記事前後矛盾。
如《太祖記》載：
「天贊三年，獲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遏，因遣使諭其主烏母主可汗。」
而《屬國表》記載同一事件卻說成是「天贊三年，獲甘州回鶻都督烏母主可汗。」
究竟俘獲的是畢離遏還是烏母主可汗？使人無所適從。
第三，記事錯誤甚多。
其中既有紀年錯誤，如《太祖紀》：元年（907年）
「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廢其主，尋弒之，自立為帝，國號梁，遣使來告。」
而據歐陽修《五代史記》等書記載：宋全忠自立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才弒濟陰王；
也有文字、史實錯誤，如《遼史》中記載道宗有壽隆年號。
這顯然是錯誤的。
因為第一，道宗先帝聖宗名隆緒，斷無取祖先名字作年號的道理。
第二，現在所見遼代碑刻、錢幣皆作「壽昌」。

因為以上諸種缺陷，學者們一般認為元初三史中《遼史》是最差的一部。
但是，留傳到現代的遼朝史料已經非常之少
《遼史》作為現存唯一的一部比較系統、完整地記載了遼朝歷史事實的著作
其珍貴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而且《遼史》保存了許多由耶律儼的《遼實錄》和陳大任的《遼史》二書所記載的許多材料
因而其史料價值還是比較高的
加上《遼史》在體例及內容也有許多為其他正史所不及的優點：
首先，《遼史》立了許多的表
如世表、部族表、屬國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等等
內容極為豐富而且簡明扼要，為其他正史所望塵莫及；
其次，其《營衛志》及《國語解》的設立也是頗為獨特的。
前者的設立
為我們保留了契丹早期宮帳（斡魯朵）、捺缽（行營）及部族的組織與歷史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後者的設立則對在本紀、列傳、表、志中
出現的有關官制、人事、物產、部族、地理、姓氏等方面的契丹詞彙作了譯解
成了我們研究契丹語言文字歷史的珍貴資料。正因為如此，《遼史》也能與其他諸正史一樣，成為記載祖國各族悠久文化及歷史文獻的重要篇章。

《遼史》修成以後，在元代只刻印了100部，但這一版本今已失傳。
以後明朝及清乾隆、道光及民國時也有刻本。
197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標點校勘本，是目前較好的版本。

>>March 16, 2006 at 7:45:35 PM GMT+8

2006 年 3 月 14 日 星期二 【晴】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司馬遷《報任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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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off
可以遲起身
可以懶懶閒
幾好呀
可惜今日好充實
=.=

起身就返 DB
聽左一個鐘佢地練
得最後果次勉強合乎要求
叫做過得自己過得人
聽日既比賽晨早不與厚望
所以無乜心翳

練完同一大班人走去川居食飯
同行既居然有 quarter-peater
佢好似同某 D 人幾熟喎
不過唔係同我熟咯
好彩......

食完飯去圖書館
等 Konnie 過到黎旺角就去地車站會合佢
同佢前往朗豪坊食飯
行左好耐佢先揀到去地中海餐廳食

食完展開今日既行程
就係行朗豪坊啦
唔好以為無乜特別
今日主要係睇朗豪坊既「風、火、水、電」設備
唔睇真係唔知平時自己無 D 觸覺
居然睇少左咁多野

由十三樓開始行
先行走火通道
搵左 D 唔少野映
映地線槽既時候有管理人員話要申請左先映得
不過無乜理佢, 照映可也

映得七七八八
不知不覺已經行到去 podium
再上十三樓
今次係數下成幢朗豪坊既 toilet 有幾多洗手盤 + WC + Urinal
真係大工程
搞左好耐先搞掂
入唔到去戲院既 toilet, 所以下次要再去

行到個人散咁滯
好彩有 Konnie, 唔係我都唔知點 check 女廁
^^

送佢返 city 上堂
然後歸家做功課
一做做到大天光
八點先走去眠
日記當然係無時間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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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天水一朝的輝煌」

二十四史中篇帙最為浩繁的一部紀傳體通史便是《宋史》，總共有496卷
包括本紀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傳255卷，字數多達500多萬。
但是同時它也是二十四史中問題最多，後人已經或者想要重修者最多的正史之一。

中國自古以來歷史意識便十分強烈
不但有著完善的史學機構記載本朝的歷史，而且每一朝一代都為先朝修史。
元朝雖然是文化相對落後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
但在漢族知識分子的影響下，這一傳統也繼承下來了。
誠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臨安攻克後
負責留守事宜的董文炳對前來招收儒士的李槃、王構所說的「國可敗，而史不可滅。」
（《元史》卷156）
基於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國史院
南宋滅亡後，又在已下詔修遼、金二史的基礎上，下令纂修《宋史》。
但因元初局勢初定，無暇顧及修史之事，《宋史》也就沒有實際著手修撰；
世祖以後數朝也曾多次下令纂修三史，也遷延未就。
其原因何在呢？
元順帝至正二年（1342年），經筵檢討官危素在寫給中書右丞賀惟一（太平）的信中說：
三史遷延未修，原因主要有四點：
一是三史纂修時，究竟以遼、金、宋哪一朝為正統問題的長期爭論；
二是本朝攻取金朝、宋朝有所避諱；
三是經費問題；
四是缺乏良好的修史人材。

從當時實際情況看，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
朝野上下在正統問題上長期爭論不決，形成僵局。
元朝是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一統王朝
若以宋為正統，在史書中以宋為本紀，遼金為載記，則失去了少數民族的立場；
若以遼金為北史，宋分寫宋史和南宋史
則又引起有著傳統華夷觀念的漢族文官和知識分子的抗爭。
到了元順帝時，在賀惟一、□□等人的一再建議下，才最後下定決心纂修三史。
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順帝下詔修遼、金、宋三史
以中書右丞相脫脫為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
翰林學士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為總裁官，並遴選了一大批史官正式開局。
而這一次之所以成功，除皇帝十分重視之外，也與脫脫裁定，最後解決了正統問題有關係。

《庚申外史》捲上記載：
「先是諸儒議論三國正統不決，至是脫脫獨斷曰：
　『三史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議者遂息。」
脫脫的這一裁決雖然專制
但是它既為三史的纂修成功創造了條件，而且也徹底打破了以漢族政權為正統的傳統修史觀念。
因而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積極意義。
於是自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正式纂修三史
五年（1345年）十月，《宋史》脫稿，前後用了兩年半的時間。
因脫脫已於至正四年五月（1344年）辭職
因而《宋史》是由繼任的中書右丞相阿魯圖呈給順帝的。
參與修纂《宋史》的人之中，阿魯圖雖名為都總裁，但因素不識漢字，因而所起作用不大；
主要撰修者除上述揭傒斯等總裁官外
還有史官斡玉倫徒、泰不華、於文傳、貢師道、余闕、賈魯、危素等23人。

《宋史》修撰的時間是相當倉促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問題和缺陷
修成後對它的批評也極多，概括地說，其主要問題是：
第一，篇帙龐大，內容繁蕪；
第二，對一些人物、事件的評價是非失當之處比比皆是；
第三，史料的剪裁、編次、修飾、檢校、考證等方面相當粗糙；
第四、事實記載詳北宋而略南宋，詳南宋前期而略後期，因而輕重失當；
至於史實的疏漏、前後矛盾等則更為常見了。
因此易代之後，就有人開始改訂，重修《宋史》，這種行為一直延續到清代中期。

出現了不少的作品，這些作品有刪繁就簡的；
有重點改進正統問題。
其中最主要的有：明代五洙《宋史質》100卷；
柯維祺《宋史新編》200卷；
王惟儉《宋史記》250卷。
清代陳黃中《宋史稿》219卷、陸心源《宋史翼》40卷，等等。
這一風氣還影響了我們的鄰國，朝鮮的李算也編了一部148卷的《宋史筌》。

這些改訂之作，雖然也改進了《宋史》的某些缺點
然而沒有哪一部能夠取代《宋史》，甚至不能像歐陽修重新撰寫《新唐書》那樣
即雖不能取代，但也可與《舊唐書》並行於世。
其原因何在呢？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這又得從《宋史》的史料價值方面加以考察。

宋代史學相當發達，史家輩出、著述宏富，官府的修史制度及機構也相當完善。
官府所修有關本朝的史書有會要、起居注、時政記、日曆、實錄、國史等。
所謂會要便是分類集中記載各項典章制度沿革、興廢；
所謂起居注、時政記便是按年、月、日記載皇帝的生活起居及君臣商討軍國大事的情況；
此外還有根據起居注、時政記修成的日曆
根據日曆和其他行狀碑銘編年的實錄以及博采眾書修成的國史。
其中會要屬於政書體裁，國史是紀傳體史書；
其餘基本上都是編年體史書。這些史書在南宋滅亡時，多數被元政府完整地接受下來了
修史時又進行了一些採訪、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的野史、筆記、文集等。
《宋史》便是在這大量史料的基礎上修纂而成的。
那麼，它主要依據哪一類的宋代史料呢？
清代史學家趙翼說：
「宋代國史，國亡時皆入於元，元人修史時，大概只就宋舊本稍為排次。」
這一說法是符合事實的，《宋史》中的15種志及列傳基本來自宋國史的志及列傳；
本紀、表雖然兼采實錄、日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國史為主幹的（宋國史無表）。
這些史書至今大都已經散佚，在其他書中雖然也有引用，但取捨、詳略各不相同
因而《宋史》的史料價值是相當高的。
加上在記載宋代歷史各種文獻中
只有《宋史》比較全面、系統地反映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方面的狀況
內容廣泛而豐富，因而，要一般性地瞭解宋代歷史便不可能離開《宋史》了；
眾多的修改之作，雖然確實各有其長處，但也不能取而代之或者與之並行於世了。

《宋史》修成以後，即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以後明代、清代及民國時期均有刻本。
現在通行的是中華書局於1977年出版的標點、校勘的版本。
本書吸收了學術界長期以來的校勘、研究成果，是目前最好的版本，極便閱讀、應用。

宋代文治、武功略遜漢唐，然經濟的發達、文化的昌明、思想的繁榮則遠超漢唐
近代大史學家陳寅恪認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經數千年之演變，造極於天水一朝。
而要瞭解這一光輝燦爛的時代，《宋史》將是一部很好的入門參考書。

>>March 16, 2006 at 6:39:38 PM GMT+8

2006 年 3 月 13 日 星期一 【晴】

言必行，行必果。
《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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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十點半上堂
例必十點打後先起身
今日居然一反常態
未到九點就醒
可怕！！！

不過又係太悠閒
又遲左出門口
=3=

除左上堂就係睇書
Lunch 時份 Konnie 打黎話唔返 city
結果先去圖書館搵書睇
睇到咁上下, 借埋書先去食飯

食完又要上堂
又醒起自己好似無乜點睇過 d notes
仲有唔到兩個月就考試
加上有唔少功課要交
係咪今年又死？？

返屋企食「殘忍」飯
好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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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通考》──「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文獻通考》，是宋元時代著名學者馬端臨的重要著作。
馬端臨，字貴與，江西樂平人
生於南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卒於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
《宋史》和《元史》都沒有給予他立傳，《通考•自序》也沒有敘述事跡。
《南宋書》和《新元史》中雖有傳，但記事十分簡單。
所幸《通考》的《進書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樂平縣志》中保存了幾點有關的材料
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後期宰相馬廷鸞的仲子，以蔭補承事郎，曾漕試第一。
廷鸞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賈似道
咸淳九年（1273年）被迫辭職，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
廷鸞曾任史官，家中極富藏書。
馬端臨隨其父家居，讀書頗廣。
父親去世後，他曾短期間內出任慈湖書院、柯山書院院長、教授及台州路學教授等學職
一生主要時間都在家鄉隱居著書。
縣志本傳稱他「門弟甚眾，有所論辯，吐言如泉湧，聞者必有得而返。」
可知他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
端臨在其34歲左右時，即開始其著書工作。
而《文獻通考》的編寫用時20餘年。
李謹思《通考序》稱全書著成於丁未之歲，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馬氏是年54歲。
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書被一位道士訪得，次年奏之於朝。
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

《文獻通考》全書分為24門，348卷。
自《經籍》至《物異》等5門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門均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
書的內容起自上古，終於南宋寧宗嘉定年間。
就其體例與內容來看，實為《通典》的擴大與續作，這是本書的第一個特點。
本書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為基礎，並進行適當補充。
中唐以後則是馬端臨廣收博采的結果，尤其是宋代部分，當時《宋史》尚未成書
而馬氏所見到的宋代史料最豐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為《宋史》所無者。

取材廣博，網羅宏富，可以說是本書的第二個特點。
此外，《通典》以《食貨》為首，說明杜佑對國家經濟的重視；
鄭樵《通志》移之於《選舉》、《刑法》之後；
而馬端臨更將之列於全書之首，且增加為8門之多，可知馬氏對經濟的重視更超過杜氏、鄭氏。
《通典》之《禮典》100卷，佔去全書1/2
而《通考》之《社郊考》則3門才60卷，不及全書1/5。
又《兵考》一門，詳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敘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
這些都是《通考》的優點。

馬端臨是古代進步的史學家之一
他發展了杜佑所創立的新史書體裁，即以事類為中心敘述歷史發展的典志體
又推進了鄭樵所倡導的會通之義。
《通考》與《通典》相比，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擴大和提高；
《通考》與《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舊史書的粗略總和
《通考》則予以重新組織，表達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
如商鞅變法和楊炎的兩稅法，對古代封建社會發展均具有重大作用
馬氏明確指明其重要歷史意義，而不因自己對二人的否定態度而否定其經濟政策。
又如五代時期，參加過唐末農民起義的張全義，對恢復洛陽一帶經濟生產起過有利作用
歐陽修作《五代史記》，因他出身於「群盜」，僅略記數語。
而馬端臨不僅詳記其事，而且加按語云：
「全義本出『群盜』，乃能勸農力本，生聚教誨，使荒墟為富實。
　觀其規劃，雖五季之君號為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賢哉！」
作了有力的頌揚。

馬氏著此《通考》，在《自序》中反覆說明，一方面為續補杜佑《通典》天寶以後之事跡
一方面要配補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略如紀傳體史書中的紀和志。
總起來說，是使「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這就形成了這部書的消極面，雖有同情人民之處，但主要是為統治階級立言。
又因全書規模宏大，某些部門便容易失於疏略
如《職官考》全錄《通典》之文，於五代部分則敘述廖廖；
又如《經籍考》內容雖豐富，而主要依據不出於晁公武、陳振孫二家，自不能完備；
《輿地考》多本於歐陽忞《輿地廣紀》一書，無甚訂補。

因此，歷代學者對二書的看法是：
《通典》以精密見稱，《通考》以博通見長，各有獨到之處，應互相參證而不可偏廢。

《四庫提要》論之云：
「大抵門類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
　然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案類而考。
　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志所未備，案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
　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為過之，非鄭樵《通志》所及也。」

《通典》、《通志》和《文獻通考》三書都以貫通古今為主旨
又都以「通」字為書名，故後人合之稱為「三通」。
「三通」在中國古代史籍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通行的刻本為清乾隆年間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證
其後復刻者多以此為底本，重要者為江西崇仁謝氏及浙江書局等本。

>>March 14, 2006 at 4:33:59 PM GMT+8